「网红」长沙，不止有茶颜悦色
长沙，一座中部文化娱乐地标。
当记者走出黄花国际机场时，首先看到的是在接机口举着手幅等待着的二十几个明星粉丝。
周边人群好像已经对此习以为常——除了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或许是最容易见到明星的地方，南来北往、步履如风的艺人们都在此作短暂停留。浩浩荡荡的粉丝们举着手机和长镜头，簇拥着他们走出机场，又在几天后从这里飞向四方。
似乎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茶颜悦色的声名远扬，坐落在湘楚之地的长沙成为了新一代的“网红城市”。去年十一黄金周，仅岳麓山景区就涌入了近十万人次的游客，知名龙虾馆排号达到上千桌。
但如果与曾经的“前辈”们相比较，厦门依托着鼓浪屿浪漫的海风，西安带着十三朝的古韵，重庆又有种浓墨重彩的赛博朋克气质，湘楚之地的长沙则量感要轻巧一些，也多了一丝星光熠熠的娱乐底色。
年轻人们奔赴解放西的酒吧街，打卡茶颜悦色、文和友的小吃和橘子洲头的烟花，前往马栏山看一档爱豆参加的节目录制。
坐落在马栏山的湖南广电成了重要的地标，粉丝楼对面热卤小店的大众点评里，大半都是在此等待爱豆下班的粉丝和加班至深夜的广电人。每当爱豆们录制结束，大楼门口狭窄的街道上往往汇聚着数十上百名翘首以盼的粉丝，昏暗灯光下拿着喇叭朝他们喊话鞠躬的爱豆，成为了最美好的追星记忆之一。
种种的一切汇聚于此，星城长沙俨然已经成为了中部地区一座屹立不倒的文化娱乐地标，并至今仍在散发着它绵长闪耀的活力。
长沙崛起史
如果要追溯长沙文化娱乐业发展的源头，恐怕还得将时间拨回上世纪90年代。
歌厅曾经是长沙娱乐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1990年，岳麓山下枫林宾馆的二楼，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第一家歌厅，很快在会玩的长沙人中流传开来。“我去的那天晚上几百个座位坐得满满的。”长沙本土画家杨克起曾经在接受《长沙晚报》采访时回忆，当晚看到的景象在1991年成了他笔下的《长沙歌厅》油画。
虽然最早的枫林宾馆歌厅在1993年左右就关门停业，但之后各大歌厅、剧院仍然占据了长沙人大部分的娱乐生活。后续诞生的琴岛歌厅将剧院表演与歌厅经营相结合，鼎盛时期几乎场场爆满，买票的队伍甚至能够排成100米长龙。
在这片“会玩”的土壤之上，让长沙成就娱乐地标之名的重要品牌，湖南广电，也就此拔地而起。
足够发达的娱乐文化并没有掩盖湖湘人民外放热烈的性格，和奋进的壮志豪情。事实上，湖南是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出革命家最多的地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曾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写道：“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
而这种锐意创新的改革精神，也集中地体现在了湖南广电的崛起之路上。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未上星的湖南台还是个平平无奇、每天播放猪饲料广告的地方台，台里甚至会为了创收将编导们放出去开办餐馆和砖厂。1993年，一直想对积弊已深的湖南台实施改革的魏文彬，被任命为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走马上任之后立刻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包括再建一个电视台，启用市场化的用人制度，再到体制内进行推广。
1994年，魏文彬拿到了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批文，并开启了范围从台长涵盖至普通员工的公开招聘。1995年，经过多轮竞争后，在日后一手确立了“快乐中国”品牌概念的湖南电视台对外部副主任欧阳常林走马上任，成为湖南经视台长。同年12月，湖南经视开始试播。
另一个被崭新的湖南经视吸引来的，是刚从浙江传媒学院毕业不久的龙丹妮。她辞去了广东阳江电视台的工作后加入湖南经视，成为最初的第一批“元老”。
1996年，由她担任制片的综艺《幸运3721》正式开播，成为湖南电视中开播的第一档综艺游戏节目，创造了当时的“黑色星期六”——每周六晚上，50%的湖南观众都会打开电视，固定收看这个节目。
从《幸运3721》开始，综艺成为了当时湖南台和湖南经视的一大“制胜法宝”。
《幸运3721》之后，湖南广电又接连推出了《越策越开心》《玫瑰之约》等综艺节目，在1997年湖南卫视成功上星后，《快乐大本营》问世并在全国走红。原有的歌厅文化甚至也在湖南综艺的发展中起到了打下地基的作用，奇志、大兵等湖南本土笑星，皆是从歌厅中走出。欧阳常林也认为，湖南电视的发展受到了不少长沙歌厅文化的启发。
新华社曾经如此评价湖南卫视：“这个地方电视台在过去10年间迅速崛起，依靠一批先声夺人广受欢迎的娱乐节目，成为中国内地电视媒体的成功案例。”
湖南广电的另一大特色，是他们在头部剧集上的大胆投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欧阳常林率先找上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琼瑶，进行合作，开创了两地合拍的全新模式。1998年，这一合作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还珠格格》播出，最高收视突破62.8%，创造了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后的收视纪录。
此后，湖南卫视接连诞生《大长今》《一起来看流星雨》《宫锁心玉》等大爆电视剧，开启了卫视引进韩剧、翻拍台湾偶像剧和聚焦清穿题材的先河。
市场化的改革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趁着一片红火的发展形势，湖南广电拥抱了资本市场。1999年，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传媒第一股”。
从《快乐大本营》到“快男超女”，从《还珠格格》到《一起来看流星雨》，湖南卫视成为了全国观众家喻户晓的卫视频道。《纽约时报》曾报道，2000年时北京的一些酒店甚至挂出了“我们开通了湖南卫视”的广告牌，用以招揽客人。到了2009年，湖南广电单频道广告收入也突破了20亿元，超过除央视一套外、央视其他频道的单频道收入，位居全国第二。
湖南广电走出了这片湘楚之地，而他们所扎根的这座城市，长沙，也成为了中部地区冉冉升起的娱乐名片。
“重生”的“网红”长沙
但即使是长沙，也经历过一段短暂的沉寂时期。
2011年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每天19:30-22:00的“黄金档”时段，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周播出综艺娱乐、游戏竞技等类型的节目，总数不超过2档，时长不超过90分钟，以防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同时，一年一度的“快男超女”新鲜感减少，连带着收视率较巅峰时期有所下滑，甚至在部分时间段被其他地方卫视赶超。
其他地方卫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崛起。2010年，黎瑞刚掌舵下的东方卫视引进了国外的节目模式，推出《中国达人秀》，播出三期后节目时段内30秒的广告价格从10万元飙升至50万元，总决赛收视高达5.7%。之后，《奔跑吧兄弟》和《极限挑战》等国民爆款综艺的出现，似乎也分走了一些观众的注意力。
此外，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也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平台，2010年前后打造过《超级女声》《天天向上》《爸爸去哪儿》等爆款节目的易骅、张一蓓、谢涤葵等优秀制片人纷纷离开湖南广电自立门户，追求更广阔的新天地。
在多方冲击之下，湖南广电似乎暂时被夺去了一些风头，长沙自然也相对“星光暗淡”。湖南广电内部也曾有所感知——2016年年度总结工作会上，台长吕焕斌发言：“在媒体竞争的风暴中，我们已经退无可退。”
但今年上半年大爆的浪姐，好像在无声地对外宣告，长沙这座中部娱乐地标似乎从未消弭其存在感。
《乘风破浪的姐姐》首期播放量轻松破亿，播出即出圈，在微博热搜整改的那一周刷爆了线上社交平台，连带着芒果超媒的市值在一周内上涨了近200亿。根据芒果超媒公布的2020年半年报，主平台芒果TV实现营收42.83亿元，同比增长7.76%；净利润10亿元，同比增长49.21%。
在国盛证券对芒果超媒半年报的分析之中，特意指出其“高增长的背后是强大的内容制作能力和爆款产出能力”。而这种产出能力的源头，或许要归功于“芒果系”品牌始终没有放弃的创新与拓展。
2014年，在中央“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下，《湖南广播电视台建设新型主流媒体若干意见》出台，确定“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带动、全媒体发展的战略布局”，同年4月芒果TV正式亮相，通过三年时间扭亏为盈，在2017年收获4.89亿的净利润，从视频网站普遍亏损的局面中突围，成为国内第一个实现盈利的视频网站。
而人才管理上，湖南广电同样进行了制度革新。2018年，湖南卫视选出7个团队，大力试行一线团队工作室制度，团队在人事和薪酬管理方面被赋予了较大的主导权。湖南卫视总监丁诚也公开表示：“7位制作人已经站到了湖南卫视的C位。给什么都不如给政策、给机会、给未来，成立工作室的核心目的就是建立湖南卫视面向未来的制作生态，给最好的团队铺垫好未来之路。”
此外，湖南卫视还推出了“30未满原创大赛”等计划，选拔优秀的年轻制片人和导演，提升团队的创新能力。2018年年底播出的《声入人心》，制作团队的平均年龄就仅有24.5岁。
湖南广电的再度崛起，也让长沙成为了饭圈中的“追星圣地”。“我几年前看过《天天向上》的录制，我小姨他们单位分的票，随便就给我了，”长沙本地的盒盒告诉毒眸，“但是自从去年王一博火了之后，《天天向上》的票就没那么好拿了。”追逐着爱豆而来的粉丝们在心满意足地看完节目录制之后，往往也会奔赴当地的特色景点和小吃街，再来一杯茶颜悦色。
文娱产业一直是长沙的底色
事实上，文化娱乐产业一直是长沙的底色。
在豆瓣鹅组一则“长沙算网红城市吗”的讨论帖中，楼主困惑地描述了落地长沙后的见闻：“去酒店的路上都快凌晨1点了，司机小哥还说你们不困的话可以去吃夜宵，说现在夜生活刚开始……”
而以超过1000个赞跃居热赞第一的网友，轻飘飘地告诉“受到冲击”的楼主：“长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像这位豆瓣楼主一样没有去过长沙的外地游客或许很难想到，在其他城市走向寂静的深夜凌晨，长沙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解放西等娱乐设施集中的区域灯火不灭，甚至还会遭遇堵车。携程旅行网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在2019年底发布的《长沙文旅夜经济大数据报告》显示，长沙目前位列国内夜游人气目的地城市第四名，仅次于上海、重庆和厦门。
与武汉、西安等省会城市相比，长沙的制造业基础并不发达，地理位置又位于中南腹地，向南不如临海且毗邻经济特区的广州，向北不如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而1938年的文夕大火几乎烧尽了长沙市内所有的古迹名胜，旅游资源也较为薄弱，大力发展包含文化娱乐在内的第三产业，也成为了湖南省的最优选择。
为此，当地政府极为看重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湖南省文化强省战略实施纲要(2010一2015年)》在“总体目标”一项中明确提出：“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到2015年总产值达到3500亿元，实现增加值190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8%以上，文化产业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同时，长沙人也有负担得起这样的消费的底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长沙地区2020年夏季求职期平均薪酬达到8299元/月，在全国38个主要城市薪酬水平排行中位列第15名。
这似乎算不上十分突出，但与同等水平的省会城市相比，长沙的房价要稳定得多。在政府的严格限购令之下，纳税满2年才能买房、拿到房本4年后才允许交易的政策，直接堵死了大量“炒房团”的致富路。易居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报告》显示，纳入监控的50个典型城市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13.3，而长沙不仅远低于均值，还以6.4的房价收入比名列最末。
在常年处于洼地的房价面前，这样的薪酬水平也给了长沙人在娱乐消费上挥霍的空间，从而培养了超前的文化娱乐消费习惯，也为长沙的文化娱乐业打造了发展的土壤。“长沙有一流的消费群体，有一流的观众，”长沙田汉大剧场总经理蒋云曾对媒体感叹过长沙人民超前的消费理念，“良好的消费观念和稳固的消费群体，正是长沙娱乐业得以发展壮大的最直接动力。”
给长沙这座城市添上新的文化注脚的，还有短视频。在短视频时代来临后，景点、食物可能因为某一条视频的走红，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而长沙显然名列其中。
早在抖音、头条指数与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2018年发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中就提到，作为国内新一线城市的代表，长沙相关抖音视频数为95.8万。在城市形象短视频播放量TOP30的城市中，长沙以31.8亿播放量位列全国第8。这些短视频既囊括长沙的风土人情，也含有茶颜悦色的这样新消费品牌，更有广电大楼下爱豆们下班后、拿着喇叭对久等的粉丝们表达的谢意。
在今年上半年每日人物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里，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们，似乎也看到了长沙的妙处，开始纷纷回到这座岳麓山脚下的城市：“她举杯喝下酒，忘掉那些在北上广的野心，觉得回来是对的。”
底下的评论遥相呼应：芙蓉国里尽朝晖。